起，而高二则挤到大窑里的炕上去。这时候在黄龙山瓦子街，曾经有过一次有名的战役。战役结束后不久，黄龙山就解放了。高二这时候武装带一扎，短枪一别，三岔街上的人才知道原来他是地下党。第一届共产党县政权成立，年轻气盛、英姿勃勃的高二，做了共青团县委书记，而那位剪着短帽盖，穿着列宁服，大脚，长腰身的虹姑娘，做了县妇联主任。在这样的日子里，顾兰子怀孕了，她的身子开始显形。三小子回来后禀报说，高村那一片平原，也已经解放，高大现在正风光着，他现在地下党的身份已经公开，是共产党县手枪队的队长，还兼共产党县委书记的贴身保镖，长枪短枪身上挂了两件，走到哪里，一呼百应，煞是威风。高老汉听了，心中欢喜，决心二返长安。谁知话头刚一说出，高安氏反对，说是顾兰子就要生了，路途颠簸，出个事怎么办，须得等这孩子生了，过了满月，再动身不迟。虽说黄龙山已经解放了，土匪依然盛行，你要说“走”，难免隔墙有耳，让那土匪的眼线听到了，在你走之前，再来骚扰一次。于是白土窑这一户人家，暗暗地做些离开前的准备。那年秋天，顾兰子生了个女婴。孩子满月以后，这家人，开始返乡。高发生老汉回到高村，家里分了一块老崖上的好地，又分了一块渭河边上的滩地。高家的成分被定为贫农。高大这个时候已经从这个家中出走。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那县手枪队队长的差使，只干了一段时间，就辞职回家，脱下二尺五，重新穿上农民的衣服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不爱江山爱美人，他瞅下了一房媳妇，要搂着她，去过那逍遥日子。渭河下游的一个村子里，一位富户死了，分田分地分财产，高大赶到那里，分了这富户的漂亮媳妇和一院庄子，就移居到了那里。高大走时，高村村口上，两个孩子，一人抱住高大一条腿，嘴里“大呀”、“大呀”地叫着，不让高大走。高大硬了硬心肠，先飞起一脚，把男孩踢在路左边，又飞起一脚，把女孩踢到路右边，然后撩开两条长腿，自顾自走了，再也没有回头。我们的顾兰子回到高村以后，经过这平原的柔风细雨的洗礼，已经出脱成一个丰满和成熟的女人了。她的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她仿佛一个在旋涡里搏斗了很久，现在终于攀上了岸的水手，那眼神中虽然还时有惊恐，但已经镇定和从容得多了。顾兰子的肚子，在圆过一次以后，这次又圆了。这期间，高二回过几次高村探亲。这是高二探亲的一项成果。可怜的女人这时候还不知道，一场厄运正等待着她。“你的信，兰姨！”送信的小孩说。这次的信有些特别，有平时两封的分量。顾兰子有种不祥的预感。她是个睁眼瞎子，认不得字，把信对着阳光透了透，就小心地放进针线笸箩里。高发生老汉打开念，却是一封休书。顾兰子在旁边，面如死灰，像被雷击了一般。高安氏在旁边，倒吸两口凉气，骂道：“我早知道有这么一天的！这瞎东西！”高安氏这时候想起了那个虹姑娘。高安氏搂住顾兰子说：“兰，你不要害怕！咱们不认这个儿，认媳妇！从此你就住在咱家里，做咱家的人！看谁敢把你撵出去！”顾兰子把自己关了三天三夜后，平静地说：“我想好了，等把肚子这块累赘生下来，我就走，离开高村，回河南！……”顾兰子说这些话时，大约有些言不由衷。她的眼圈红了，用袖子揩一把泪。这时候大门一阵响，闯回来个高家三掌柜，从而让这婆媳俩，中止了谈话。高三这小子风风火火地回来，是为了“入社”。在土地还家三年以后，决策部门决定让农民以自愿入社的形式，将土地、耕牛、农具重新归拢到一块，成立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开始社会主义大集体的岁月。高三把这个消息带给这个家庭，引起了深深的震动。得到土地的喜悦还没有平息，现在又要失去它。那一天晚上全家都很沉重，这种沉重丝毫不亚于黄龙山那封信。第二天，高发生老汉先到老崖上那块地看了看。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高老汉在地头上割了几把草，然后离开，去看他滩里的地。最后，高发生老汉把目光停留在那些榆树上。他决定在入社前，将这些榆树砍倒，给自己盖三间门房。这些榆树已经有两把粗了，可以做椽了。高发生老汉早就有盖房的想法了，黄龙山归来，腰里有几个积蓄，这两年，又省下了一点。他之所以迟迟没有乍舞这事，是因为拿不定主意，是先给三小子问媳妇呢，还是先盖房？这下好了，入社这件事，促使他下了决心。秋庄稼收罢，麦子种到地里以后，一直到年关，这一段时间叫“冬闲”。高村上下，大家一齐帮手，三间大瓦房立在老崖畔上这户人家的前院了。这三间大瓦房，掏空了老崖上这户人家的所有积蓄。攒了好些年的这一股邪劲，这一下子也就全发了。高家人将重新捂紧口袋，再慢慢地熬日子，恢复元气。正在这期间，从上房里传出婴儿的哭声：“掌柜的，兰生了，是个长鸡牛牛的！”“这孩子就叫‘建吧！纪念新盖的这座房子！”高发生老汉说。高二也离开了黄龙山，调到一个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邻近县份，仍然是做团县委书记。不过，他在这个县份并没有呆多久，就又调到肤施城去，先在行署大院里呆了一阵，接着调到《肤施日报》做记者。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日子呀！共和国进入它的快速成长期，我们的高二也进入他的快速成长期。高二在短短的一年时间中，完成了一个“三级跳”，从偏远山区进入肤施城这座高原名城。有一个女人始终在激励着他。这个女人就是景一虹。景一虹出生在西京城里一户大户人家。正上女子师范的时候，因为逃婚，只身奔赴陕北，投身革命。她和高二在速成干部培训班成为同学，然后又一起来到黄龙山。她热情、单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憧憬。他们出双入对，一起下乡，一起参加石堡镇的各种群众聚会，在那些日子，高二总是像大哥哥一样地照顾着她。高二没有一丝别的想法，因为他明白自己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妇联主任同志找上门来，帮助高二学习新婚姻法。她对高二说，其实他和顾兰子的婚姻，并没有约束力，他们是事实婚姻，而这种事实婚姻，政府是不承认的。因此，高二现在还是自由的。他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解除这种关系，长痛不如短痛，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继续维持这个婚姻，但是，必须到当地政府去割结婚证，注册登记。说完这些以后，妇联主任同志明确地表达了对高二的爱慕之情。她说，如果高二愿意进行第一种选择，那么她等着。说完这些话，满脸通红的妇联主任同志，在高二脸上亲了一口，就一揭门帘，匆匆地跑了。高二捧着新婚姻法那个小本本，看了很久，终于决定给遥远的高村平原写一封信，给他的可怜的童养媳顾兰子写封“休书”。这事得硬着心肠来做。让景一虹看过信以后，他就把信寄出去了。有一天，传达说：“门外来了个装束有些古怪的关中老汉，他口口声声地说，要见他的儿子高二！”高二听了，身子一下子从头凉到脚。他来到门口，只见一个老汉，前面走着，那分明是高发生老汉，后边拖着一儿一女的那位，分明是顾兰子。高发生老汉对儿子一顿连骂带打。高老汉说，本来还让顾兰子拖着孩子，去找这《肤施日报》的领导，公家人得公家人来管，不是？！你再不回头，就请那顾兰子，取下红裤带来，在你这窑洞前面的门楣上，上一回吊。顾兰子黄龙山时上过一次的，有经验。那时管叫你小子，良心一辈子不得安宁！你还要在人前混哩，混你个鬼吧！高二正处在“快速成长期”的阶段，平日最重声誉，最顾脸面，他明白这几脚踢出去，他就算完了。于是高二说：“大呀，这事就依了你了，以你的意见为意见。你厉害，我惹不起。”1958年大跃进，国家发出号召，要干部家属下乡，参加大跃进，大炼钢铁。这文件到了《肤施日报》后，第一个报名的是高二。在那窑洞里居住的时候，顾兰子又生了一个男娃，这正应了当年她给高二的承诺，她要为高二生一炕的孩子。所以这次，顾兰子回家，领的是三个孩子。顾兰子在高村，并没有能呆多长时间。那时高村这一块平原上，处处生火，处处冒烟，土炼铁炉堆满了平原。高家三掌柜自然是积极分子，他将家里一应铁器，都捐献了出来，来做炼铁的“引子”。而那炼铁的铁矿石，据说是含在沙子里的。这样，顾兰子便随村上的一群女社员女劳力，去戏河里淘沙子。一失足掉进了渭河，大病一场。高二把顾兰子重新接到肤施城去看病。老大要上学，她得跟上走；老三还在奶头上吊着，也得带上他。至于老二建，他就留在了高村，高二把他托付给了高发生老汉和高安氏。高村的人叫他“黑建”。这原因是他生得黑。这是一个苦难的时期。公家人把这叫“三年困难时期”。黑建将要在这一块平原上，和苦难一起成长。高三让头发长得很长，并且将长长的头发向后背起，乡下人叫“洋楼”。高三的“洋楼”引人注意，不断有人前来提亲。一天，一男一女兄妹二人，从南山上下来，要经高家渡到河的北岸去。走到渡口时，船刚走，兄妹二人便在那老崖上，剜观音土吃。发生老汉见了，让高安氏烧一锅包谷粥让他俩喝。发生老汉生性好奇，爱打问事情，动口一问，才知道这两位是兄妹，商洛山中的，那男的说，商洛山遭了年馑，饿死了不少人。他这次带妹妹出来，就是想给找一户好人家，逃个活命。发生老汉见说，沉吟半晌，后来说道：“既然还没有找到好茬口，那么，我这里倒有一个茬口。你们瞧，那‘茬口来了！”这时，只见高三，正雄赳赳、气昂昂地而来，头顶上那个“洋楼”，像大红公鸡的鸡冠一样，一走一闪。“就是他！”这一男一女见了，十分欢喜。这时高发生老汉，一拍大腿说道：“实话给你们说吧，这是我家三小子。我高发生老汉说了算！”发生老汉将这事说给高安氏，高安氏心里有些犯嘀咕。她见那脸，似乎是“开”过的，怀疑她结过婚。发生老汉说，即使她结过婚，现在来到了咱家，睡到了咱老三的炕上，她就是咱老三的媳妇，咱们管得了婚后，管不了婚前。在高村平原上大年馑即将来临的时候，高家藏的那二斗麦子救命粮，用做了聘礼。那个被称做“南山猴”的商州客，猫腰，扛起口袋，横搁在双肩上，然后告辞高村，摇摇晃晃地往商洛山中去了。他把妹妹留在了这里。夜来，高三和刘巧儿的新房里，传来了哭声。这是女人的哭声。这个商州女子为什么会哭呢？这个秘密直到一年半以后，大年馑过了，才揭开。高三有了媳妇之后，走起路来步子变得扎实，说起话来话语变得平实，做起事来变得有模有样有板有眼。平原上的人都说，高三像个领导了。公社领导见大家都这样说，猛然觉得高村的高三确实是个人才。那时恰逢大队干部改选，于是提议高三做副大队长的候选人。群众大会上，大家齐刷刷一齐举手，高三几乎成了满票。从当选那一天一直到三十年后高三去世，他都是高村平原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政府在这块地面上的一个代表。他善良、真诚、宽容，任劳任怨。当他去世的时候，他家的一面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奖状，这些奖状记录了平原上一位农民、一位基层农村干部的一生。高村平原上的麦子正在生长着，截至那时，气候还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麦苗从冬眠中起身，然后返青，生长，到清明节时可以盖住老鸹，接着拔节，秀穗，出穗，扬花，等等，一切都很正常，甚至一直到麦黄收割，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时候大跃进运动大约已经到了尾声。平原上的大炼钢铁热也已经停止。那一刻，平原上的青壮劳力全部被征集起来，去到离这里三十多里的戏河上游去修一个水坝。这项工程由高三带领。村里捎来话说，麦子熟了，要大家赶快回来割麦。这时，戏河大坝的修筑正在关键时刻，大坝务必在夏季雨水来临之前、山洪暴发之前修好，如果大坝不能合龙，那山洪来了，不但这半年的工程会毁于一旦，山下平原上的村庄，也有危险。工程总指挥不放大家走，大家于是哭成一片。这时高三走上去，给工程总指挥跪下，他说龙口夺食，请恩准给三天假，让社员们先从地里把麦子收回来再说。总指挥无奈，只得同意了。于是高三领着大家，连黑搭夜赶回高村收麦。整整忙了三个白天三个夜上，终于将大部分的麦子收割回来。麦子割倒，扎成麦个子，牛车拉，驴驮，人背，独轮车推，大家把麦子运到场里，堆成一个挨一个的麦垛子。麦垛子堆好后，青壮劳力只得赶回去参加会战。高三说，等会战一结束，就回来扒开麦垛，晾晒，碾打，入仓。但是青壮劳力们刚走，只见从终南山的山腰间，升起一朵云来，那云乌黑，狰狞，越升越高，慢慢地弥漫了整个平原。平原上刚才还是晴天红日头，一下子变得幽暗起来。接着，就像天河决了口一样，瓢泼似的大雨落了下来。这雨一下，就是七七四十九天。高村平原像被泡在了水中一样，低的地方成了涝池，高的地方成了泥滩。那些房屋，一座接一座地倒了，没有倒的房屋，屋上的瓦渗饱了水，不再渗了，于是雨水越过瓦，从屋顶上流下来，外边下大雨，屋子里下小雨。最可怕的是堆在场里的四十几个麦垛子，也都全部泡在了水中。压在底下的，发热，发霉，沤烂；搭在上面的，雨水泡得长出了芽来。至于那些还没有收回来的麦子，它们那麦秆端立在地里时，麦粒泡涨了，穗子里就开始长芽儿。最后在急风暴雨中，又全部趴在了地上。这几年，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折腾，高村平原上，家家户户的家底都空了。人们本来希望，这一茬新麦下来，能有个弥补，现在，全完了。正当高村平原的人们已经绝望了，忘记了白天是个什么样子、太阳是个什么样子以后，突然之间，风停了，雨住了，打雷闪电没有了，一轮又大又圆又红又亮的太阳爷，出现在碧蓝碧蓝的天空，出现在高村平原的头顶，出现在高发生家那棵老槐树的树梢。渭河涨水了。十里渭河滩白茫茫一片。渭河只要再努一把劲，水就会漫上老崖，从而把整个村庄吞没。三天三夜之后，在高村平原上人们惊恐不安的等待中，河心慢慢地凹了。接着，它一点一点地瘦了，直到最后，重新变成一股细流，缩回那旧河床里了。河岸上站着的黑压压的人群，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一涝十八旱。在经过那场七七四十九天的呼噜白雨之后，高村平原上，接着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这旱灾一直从天空出现彩虹的那天中午算起，到第三年的种麦时节才落雨。平原的每一块土地，都被灼热的太阳光晒得石头一样僵硬。种子被勉强地戳进地里，或者青苗刚长出来，便被灼热的阳光晒蔫，晒死，或者根本就没有出土，捂在地里成为黑籽。幸亏有一种吃食叫萝卜，帮助高村平原的人们，在那年的冬天以及第二年的春天，不致饿死。这萝卜是高三领着社员们种的。渭河大水过后，高三向公社申请，从外地调拨来了一些萝卜籽，然后他领着社员们，挽起裤腿，在大水漫过的泥滩里一挥一挥地撒萝卜籽。想不到这年庄稼没收，但是萝卜收了。地冻萝卜长。这萝卜一直长到三九天，把地皮都挣裂了。高村平原的人们，将萝卜拔出来，生调着吃，切成条儿焯熟以后调着吃，熬成大烩菜吃，切成片子晒成萝卜干吃。大年馑还是不可遏制地来了。公家人把这叫“三年困难时期”，或者叫“六一、六二年困难时期”。首先给这块平原带来强烈震荡的是那官道上络绎不绝的逃难人群。如果说当初那一兄一妹两个商州客，是这次大逃难队伍的先声的话，那么现在，大批的逃难队伍到了。他们将要从这里渡河，到渭河以北去，或者走得更远，到黄龙山。我们的半大小子黑建，见这事好玩，便约了几个同年等岁的孩子，从家里偷了个老碗，从树杈上掰了个讨饭棍，然后跟着逃难的队伍，混到了船上。高发生老汉见说，冲到老崖上去，大声呐喊，吆喝那渡船回头，然后从那船上，找到黑建，打了两个耳光，拧着他的耳朵回到家中。整个大平原上人心惶惶。人们像蝗虫一样，红着眼睛，将平原上一切可以填饱肚子、可以哄肚子的东西都拿来吃了。当平原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干净以后，上级发来了可怜的一点救济粮。高三在领着大家分发救济粮的同时，又带着几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到远处镇上，买了几坨油渣。一九六一年的二三月里，高村平原的人们，就是吃着这油渣度过的。高老汉送黑建去城隍庙的小学堂上学。“男儿嘴大吃四方！你要学几个狗爪爪字，你要走出去！”老汉说。黑建的户口在城里，高村这里只是借住。因此，七岁的他在吃大锅饭的问题上，曾召开过一个社员大会。满场的手举了起来。“孩子，跪下来，磕个头！谢谢乡亲们！”高安氏说。黒建跪下。一天半夜，黒建在自家墓地发现新媳妇和一个男人在说话，得知了一个秘密：高三和新媳妇一个炕上睡了都快两年了，至今没有沾过身子。新婚之夜，新媳妇告诉高三，她是有男人的人，说了逃荒的经过。高三再没有难为她。新媳妇和南山客抱着孩子逃跑的时候，被村民截住了，高老汉私设公堂。原来这对合法夫妻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才想出这样的计策。年馑过去，他们要回家了。在高老大的说服下，这对男女认了高老汉为干爹，这这样走了。直到高三问下新媳妇，发生老汉的情绪才转弯回来。最苦命的是桃儿。为了给高三筹聘礼，正在上中学的桃儿被迫出嫁。她看不上自己的窝囊丈夫和这户人家，又回到了高村。高二从肤施城捎回了钱还了聘礼。黒建由于一个学期没有交学费，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羞辱，不想上学了。高安氏牵起黑建的手，在村子里挨家挨户的“预支工钱”，终于交上了这一块钱的学费。然而，整七十岁的高安氏要将这一块钱还上，需纺100天的线穗子。高村收完麦子以后不久，顾兰子只身一人回来接黒建到城里上学。在黒建离开高村平原以后，高发生老汉和高安氏，又在这块故乡的平原上，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过世。高二在肤施城的报社里呆了五年，做到报社领导这个级别，之后到造纸厂当厂长，后又调到尉迟城做宣传部长。截至目前，公家人高二的仕途还是平坦的，但是在不久之后，他受到了一次打击。接着，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如果说第一次打击他受的只是皮肉伤，并没有伤到筋骨的话，那么第二次打击是致命的，那个长长的阴影遮盖了他的后半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生活不打击你，又打击谁呢？这个外露的人，这个自负的人，这个只知道埋头进取，而从不知道后退和防备的人。在生活这本教科书面前，他还欠缺很多。“你永远只是一个著名农民！”景一虹的话说准了，这句咒语一样的话跟随了他的一生。黒建在尉迟城，一共呆了八年，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代，并在这里参加了文革。骄傲的高二，在运动的初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咪咪跟着大串联的队伍，走了半年的时间，磨破了几双鞋，最后终于走到了北京。毛泽东一共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十一次红卫兵，咪咪很幸运，赶上了最后一次接见。那一年，她16岁。武斗开始了，先是棍棒相加，接着在拥有武器之后，便是像模像样的两军对垒，机枪步枪大炮作战。高二命大，躲过了一劫，在一个山村里呆了几个月，直到各地的革委会相继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两派的武斗队被勒令交出枪支，混乱局面得到控制，才重新回到尉迟城。顾兰子第一眼竟没有认出他来。高二穿一件对襟的白布衫子，大裆裤，白裤腰的部分，用一根麻绳系着。头上剃成了一个又青又灰的光头，一根旱烟袋子，搭在脖子上。高二说那个树疙瘩做的烟袋锅子，是他放羊时，从老崖上掏的椿木根做的。还说在这一段，他学会了耕地。高二从单位上领了工资，一停给家用，另一停，给那个小村的大人小孩，齐齐给每人做了一身衣服。了了这个心思，高二辞别家人，又去肤施城。他去后不久，就又被送进五七干校里去了。这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咪咪也报了名，被分配到尉迟县最远的山区。仅仅半个月，就哭着回来了，那里的偏僻寂寥叫她无法忍受。顾兰子建议咪咪。回老家去插队，那里毕竟是平原，眼界开阔些，离西京城也近，还有许多的亲人，会照顾他的。咪咪同意了。在顾兰子的安排下，咪咪嫁给了邻村的一位复员军人。这个当年心高气傲的女孩子，便在高村平原与西京接壤处的那座县城定居下来，生儿育女，完成世世代代平原女人都经历过的一生。黒建回到高村后，在社办中学上完高中，然后在七十年代那个寒冷的冬天，穿上军装，当兵去了。那时珍宝岛的枪声、铁列克提的枪声刚刚平息，国家正处于一种紧张的战备状态中，而漫长的四千多公里的中苏边界，尤其紧张。黒建在白房子（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巡逻、站岗、放哨，呆了五年。五年中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但又是几乎每秒都有可能有事情发生，“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掉下来。在黒建黑沉沉的记忆中，最紧张的事情，大约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四日，苏联一架武装直升机顺额尔齐斯河越入中国境内，在哈龙沟迫降，继而被牧民用套马绳套住螺旋桨，被赶来的分区骑兵连抓获。边境形势骤然紧张得快要爆炸一样。苏方在距白房子一公里的界河对岸，集结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在最紧张的一天，它们连发了三次国家通牒，最后一次通牒的话语是“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中方承担”。苏方的要求是，遣返三名机上人员，送还飞机。黒建是6940火箭炮筒射手。在那一段时间，他趴在界河内侧的一个碉堡里。发射手册上说，一个射手，当他发射到二十二颗火箭弹的时候，他的大脑和神经，就会因为承受不起这二十二次的剧烈震动而爆裂。但是我们的黒建，还是在自己的碉堡里，擦拭好二十二颗炮弹。“爆裂就爆裂吧！但求一死，这一切也就结束了！”“从此我再不惧怕任何的人和任何的事，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死过一次的人了！”黒建后来常常这样说。坦克和装甲车后来没有越过界河。由于双方的克制，这场自珍宝岛时间，铁列克提事件之后最严重的一次边界事件，后来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三名武装直升机上的人员，被中方释放。中方的外交辞令是，出于人道方面的原因，允许他们回去与家人团聚。至于那家武装直升机，先由一个老练的中国驾驶员从阿勒泰飞到乌市，在装上火车运到北京。现在，它在一家军事博物馆陈列。警报解除了，四千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线，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下来。黑建走出碉堡时，邮差递给他一封信，这是从那遥远的高村来的。信是咪咪写的，她告诉弟弟说，她有孩子了，是个女婴。另一次则是一个大人物的逝世。那时间是一九七六年的秋天。黑建领着他们班，正在菜地里干活。“出大事了，连长叫你们不要种菜了，马上回去！”马倌说。黑建问：“出啥事了？这菜马上就收了！”“毛主席——你知道吗？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父亲死了！”这是黑建对自己那一刻心情的概括。回到边防站，全站人员已经全副武装，排成队列蹲在篮球场。队列前面，孤零零地放了一个手提收音机，那收音机里，正在播送《告全国人民书》。追悼会也是在地道里召开的。弯弯曲曲的地道里，很黑，隔一截点一根蜡烛。白房子的士兵们，顺着地道，一个挨一个，站了有一里长。也就是说，顺着这弯弯曲曲的地道站着，人人臂戴黑纱，听着那收音机里传来的北京追悼会的号令声，走完追悼会的所有程序。说话间五个年头到了。黑建被宣布复原。仍然是一辆大卡车，像他们来时一样，把大家一个一个装在车上，所有的要走的老兵，都全身发软，哭成一团。大卡车开动了，白房子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它重新为一片铺天盖地的荒凉所淹没。这样，这一群来自渭河平原的青年，便像他们来的时候那样，先坐汽车，再坐火车，后来在西京城下车以后，像雨水渗入大地一样，各人又回到各人那偏僻的贫瘠的村庄。在火车上，当清点人数的时候，大家发觉，当年乘坐那一辆铁闷罐车去新疆那几百号人，基本上都回来了。当然有些人早回来了一两年，而有些人晚回来了几年，但是，基本上都平安回来了。没有回来的人只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在铁闷子车上第一个打“报告”喊叫要撒尿的那个红鼻子；第二个，则是那个分不清左右，跑到女兵那一面去解大手的老梁；这第三个是谁呢？他有些面目不清，或者说，黑建只见过他一次面。那第一个撒尿的士兵，是距高村十五里的小镇人。平原上的人，这个人长着一个大红鼻子。到了白房子的第三年秋天，他们班坐个小船，到大河对岸的南湾去打马草。中途休息的时候，红鼻子说，他可以横渡这额尔齐斯河，问大家信不信？大家说他吹牛。红鼻子见大家轻视他，有些不高兴，后来，当大家又挥动大刈镰，开始打马草时，他一个人溜到河边，跳进河里，被卷入水中，再也没有露头。那个分不清前后左右的老梁，是高村往下渭河流入黄河那地方的人。到了连队之后，他当了猪倌。他的边防站，属于中蒙边界。老梁有一次放猪时，看见几头边防站的牛越过了界河，老梁就挽起裤腿过了界河，前去赶牛，结果，被蒙军三个潜伏哨抓住。老梁后来被蒙上眼睛，装进吉普车里，送到乌兰巴托。在那里关了两年以后，老梁被放了，于是便在这座城市里流浪。后来，老梁找了个蒙古媳妇，生了三个孩子。到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中蒙关系解冻，别人给他出主意，让他给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写个信，说说他的事。老梁于是叫人代写了，寄走。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全家人正在吃饭，来了几个人，问清了老梁的身份，把他装进一辆吉普车里，蒙上眼睛，拉到吉木乃口岸，取下眼睛上蒙的黑布，屁股上踢了一脚，让他越过会晤桥，回到中国境内。当年老梁失踪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边防站就给上级报了个“烈士”，烈士名分批下来以后，就通知家里，发放抚恤金，门楣上挂“革命烈士”的牌子。老梁回到边防站，事隔差不多二十年了，大家都不认得他。话说回来，即使认识，又能怎么样呢？这样，老梁被按“复员”处理，送回老家。回到老家以后，先看见大门上，挂个“革命烈士”的牌子，见了哥哥嫂嫂，一问，才知道父母因为伤心过度，都已经过世了。哥哥嫂嫂说，我弟弟已经做了烈士，你不是我弟弟。老梁这二十年，汉话也快丢光了，笨嘴拙舌说不清楚。见说下去也是无益，就又离开家乡，先到西京城流浪，后来又到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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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大平原）[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