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和平无望，段氏向将领们宣布“玉碎”计划，申言保卫大理之战“不是求生之战而是求死之战，是捍卫白人尊严之战” 。
明军兵临城下，白人败类李兴父子出卖军事情报，为明军当向导。龙尾关和大理城军民与城共存亡，使明军损失惨重。大军阀蓝玉实施疯狂报复，又在城破后演出了抢库、寻宝、掘墓、勒索富户、搜寻美女等一系列丑剧。蓝玉焚烧六百年古迹五华楼，屠杀高兰和二百白人学士，消灭少数民族文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明军的残暴激起云南各族十余年的反抗，沐英在疲于奔命的镇压中毁碑掘墓，焚毁南诏大理国官方档案和历史文献，企图毁灭各民族传统文化。
明朝平定云南本来是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进步事业，但由于军阀缺乏民族平等的观念和民族团结的进步意识，实施了暴虐的屠杀政策，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使民族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至于沐氏十二代统治云南的功过，在作品第三部中加以评述。
元末明初统治云南的历史人物段功、段世、高兰、巴匝和阿盖是本书的主角。从他们身上不仅可以看到那一时代民族的历史命运，也可以看到民族的历史传统、精神文化和品格。
出身高贵的白人才女高兰，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她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在乱世中知兵习武，是白人中仰慕中华文化的精英人物。她对天下兴亡有远见卓识，早早地看到元初大理国败亡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当“大理复国”声浪突起时，她内心十分矛盾：穿透历史迷雾，她认为这是一部分白人知识分子自我陶醉的梦幻；但嫁到王者之家，她又必须支持父兄的大业。所以她对丈夫和儿子抱着谨慎支持的态度。高兰在佛学氛围中长大，虽然与丈夫一起检讨祖先业绩，发现佞佛使段氏“国已不国，家已不家”,但是佛教平和、宽厚、慈悲和自我牺牲的理想早已深入她的灵魂。作为段氏集团决策层的核心人物，在吐蕃部落入侵时她制定了“恒河善策”，达到了避免伤亡，化敌为友的目的。在昆弥岭大战获胜的时候，在威楚阵亡的将士的家属相约，要血洗只留驻色目人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奥鲁营（老少营盘），高兰与达果等死守村口，苦口婆心劝说，挽救了无辜的生命。在云南爆发每次战乱危机时，她总是顾全大局，挺身而出化解矛盾，避免流血。丈夫移情别恋，她在怀孕和孤独中，以诗词表达了深切的情与怨；但在丈夫归来后，见他魂不守舍思恋阿盖的苦情，竟萌生了真诚的同情，鼓励丈夫去把新妇接回大理。明军大军压境，她明知“金宝诏书”是一骗局，也明知朱元璋一贯阴险毒辣的德行，曾表现得动摇、犹豫，使大理失去战机。她实际是在寻求减少同胞流血的良策。兵临城下，她要求儿子尽可能放出城内百姓逃生。她挂念着五华楼内的莘莘学子，幻想自己出面可以说服明将放他们一条生路，最后却与他们同归于尽。作品中展示的高兰的勤谨、宽容、善良、深明大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体现出白族妇女世代相传的美德。
大理总管段功从小在儒者杨渊海教导下长大，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儒将。他深怀亡国之痛，目睹蒙元贵族的腐败凶残，对“大理复国”有雄心壮志和使命感。战争中他作为大理的主帅，有勇敢、机智和善待士卒的将才。他虽然宣称“敬佛而不佞佛”，但段氏世代相传的软弱、慈悲的天性总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他，虽然他比哥哥段光坚强一些，但也总是处在矛盾动摇中。他屡次违背老师杨渊海的提醒贻误战机；要“复国”，却静守滇中无所作为；与蒙古贵族打打停停，甚至帮助梁王击败红巾军，最后中了人家的美人计。他的爱情也常在自相矛盾中：一面深爱高兰，一面又不能抗拒对蒙古公主的思恋；时而潇洒奔放，时而又在自责和内疚中忧伤。他对梁王孛罗心存侥幸，导致中奸计死亡。他鼓励“大理复国”，实际上却断送了这一理想。他身上反映了白人优秀品质的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白人贵族软弱狭隘的劣根性的另一面。
阿盖公主幼年丧母，在王子巴匝家中长大。她继承了畏兀儿（维吾尔）母亲多情善良的品德和多才多艺的禀赋，也继承了草原祖先的英勇豪放。巴匝的教育使她热爱汉文化，正直和有见识，能果敢地选择人生之路和追求幸福与爱情。在段功军中为军使，她大胆献计，促成了对大夏军的决定性胜利，为白人将军们所敬重。看到段功的勇敢、沉稳和对人的关怀，她萌生爱心。在一次追歼红巾军的激战中，她只顾猛追，脱离了自己的队伍，几乎被敌人“返身箭”射死。段功不顾安危赶来救了她的命，这又加深了对段功的爱心。她勇敢地向段功表达了情意，鼓励他向梁王提亲。于是他们一步步双双成为梁王奸计的牺牲品。当梁王要她以孔雀胆毒杀段功时，她假意应允，却愿意牺牲自己帮丈夫出逃。段功被谋杀后，她表面依顺梁王，却决心为丈夫报仇。在帮助陈惠消灭了谋杀段功的元凶后，她视死如归，投向滇池。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有很深的寓意：表明蒙古族、维吾尔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过恩恩怨怨，但他们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一致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亲情仍然是历史主流。
由于投身在正直而有学问的汉人老师门下，自己又勤奋学习，认真思考，巴匝成为蒙古王室中最有学问和远见卓识的大才。他抛开民族偏见，与白蛮小将高蓬结成深厚友情。在大理奥鲁营遇畏兀儿少女萨曼献舞，他一见倾心，请人说媒。但是大理达鲁花赤阿忽台阴险，趁王子到大都代父述职之机将萨曼献给了梁王孛罗。从此，一对年轻的情人笼罩在悲剧的浓雾里。萨曼在生下阿盖后含恨而死，巴匝则把这小美女当做萨曼的化身精心抚养长大，又把她培养成文武双全的才女。在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动乱年代，巴匝生活在矛盾的旋涡中：一方面对蒙元皇室和贵族的荒淫无耻深恶痛绝，孤芳自赏，与他们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他又崇仰草原民族的伟大，把忠于黄金家族视为至高无上的人生目标。他崇仰汉文化，又对草原文化怀着深情。他尊重生命，热爱人民，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他信守圣洁的爱情，对萨曼的爱致死不渝。他在云南一次次化解民族冲突，又整肃吏治，平反冤狱，想创造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但事与愿违，明军大兵压境，一定要消灭蒙元势力。他千方百计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筹划将蒙古同胞迁回北漠草原，又鼓励大理与明朝议和。曲靖之战前，他已预见到失败的结局，特别关照主将达里麻，兵败时不必追究士兵逃亡，让更多的人死里逃生。他忠于民族，悲壮地自沉于滇池。从巴匝身上可以看到蒙古民族的伟大业绩和高尚品格，也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巨大的凝聚力。
作品描绘了平云南三明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的身世和成长过程，以及三人不同品德的形成背景。傅友德忠正沉稳，被朱元璋看重，作为三军统帅，能尽职尽责把握大局。但他成熟老练，有自知之明；知道沐英是皇帝义子，又是内定镇守云南的掌门人，也深知蓝玉是皇帝的爱将，所以在紧要时退到川黔侧翼战场，把抢占曲靖、昆明、大理的功勋让给两位年轻将领。沐英是一个饱经忧患，洞明政局的阴险统帅。他早已获悉未来镇滇的使命，进行深谋远虑的谋划：他希望彻底消灭段氏割据势力以扫清未来统治云南的障碍，但又惧怕朱元璋以屠戮无辜罪名而降罪，所以他稳守下关，表面讨好白人，实际纵容蓝玉在大理城大规模屠掠。蓝玉一生保持市井无赖的德性，由于朱元璋的纵容利用，贪欲和残暴恶性膨胀，成为沐英消灭白人贵族集团和在少数民族中张扬军威的工具。
贯穿七大历史事件的描绘，作品塑造了三组人物群像：少数民族妇女高兰、段宝姬、赵素珍、萨曼、阿盖、忽的斤、其木格；第二组是各方的文臣武将；第三组是作品揭露和鞭挞的黑恶势力和民族败类。在离乱世界中，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考验，留下许多可歌可泣，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故事。作品着重从民族精神和人格力量去描绘他们的形象。
四
《史诗》第三部《红土地——南明遗恨》主要写南明十四年抗清和吴三桂八年叛清的历史。全书贯穿沙定洲叛乱、大西军进入云南、南明抗清、永历帝逃亡缅甸、吴三桂叛清等五大历史事件。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和清军入关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传到云南，明朝统治云南的第十二代黔国公沐天波十分恐慌。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乱，沐氏考虑了许多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并策划大规模扩军备战。沐天波派亲信到各府县向地方官交底，并督促实施应急方案。沐府武教练杨世英被派往滇西。他除向地方官交代国公的政令外，又召集义兄弟“滇西四杰”段钟秀、杨祖诒、杨国训、陈佐才，向他们介绍全国战局，特别强调清军南下和张献忠农民军进占四川威胁云南的形势，并要求他们献身于抗清大业。
沐天波得到元谋土司吾必奎即将反叛投奔张献忠的情报，又派杨世英到滇中和滇南调兵保卫昆明。办差中，杨世英得到新情报，沐府参军余忠林一伙与黑心土司沙定洲等勾结，将成云南最危险的乱源。沐天波母陈氏贪财，以家资入股与余忠林为首的一伙黑心土司经营商队，余忠林借机掌握了沐府的内情和部分军队的控制权。元谋土司吾必奎的叛乱被镇压，昆明欢庆胜利，余忠林引诱众土司入沐府参观“以开眼界”。十二代黔国公积累的巨额财富展现眼前，勾引土司们的贪欲。
弘光元年（1645）腊月初一日，沙定洲和余忠林策动叛乱占领昆明。杨世英力战掩护沐天波逃出，自己壮烈牺牲。沐天波母、妻在逃亡中死去。沐天波向滇西逃窜，一路上没有可以抵挡叛军的力量，只好一气逃到永昌（今保山市）。
沙定洲派黑恶土司王灼、李日芳率部队追击沐天波。明朝金沧道杨畏知带巡兵四百，被楚雄百姓请留城中。面对豺狼成性的土司军，一万五千有志百姓奋起自卫，杨畏知挑起指挥重任。在付出重大牺牲无法攻下楚雄的情况下，沙定洲作出“围而不攻，困死楚雄”的决定，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困楚雄，大军向滇西开去。土司军一万五千人包围大理城，城中只有临时拼凑的官军一千和段钟秀组织的民军二千。大理军民英勇抵抗，土司兵从水道潜入攻破城防，段钟秀率军突围逃向邓川。三月十九日，匪兵屠城，数千百姓被杀害，财物被抢掠一空。段钟秀的母亲痛斥匪首，被惨杀后悬尸五华楼。
沙定洲匪帮祸害大半个云南，困处永昌的沐天波无兵可调。开明土司龙在田建议向四川农民军大西军借兵平乱。沐天波畏惧“引狼入室”，请白人名医张自仁赴四川酌情联络。
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攻入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大西军在转战中不断失败，张献忠因仇恨和不安而性格变态，嗜杀成性，又由于横征暴敛和大规模诱杀知识分子，遭到四川各阶层的强烈反抗。在困境中他竟提出“杀尽川人，夷平成都，北上陕西”的荒谬口号。大西军内人心混乱，将领们反对张献忠的自杀政策，大西军面临分裂和败亡的边缘。正当大西军在川北集结之际，多路清军已在平定陕西后严阵以待。张献忠在雾中与一支清军突然遭遇而被乱箭射死，二十余万大西军就如无头苍蝇。在此关键时刻，白人义士张自仁带来了云南黔国公和正直的众土司欢迎他们进入云南的信息。原云南巧家县彝族奴隶李定国是张献忠义子，此时正率领张献忠五大主力中平西营一军。他接受了张自仁的建议，并向主要将领介绍了云南的各种有利条件。经过一番争论，大西军决定开进云南。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存在原由张献忠亲率的老营和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义子率领的平东、平西、平南、定北等五大主力。孙可望奸狡残暴，合并老营、平东营后势力最强大，其次是李定国的平西营。军中又以勇敢机智，爱民爱兵的李定国威望最高，被孙视为潜在威胁。大西军初进云南，孙可望命李定国守滇黔边境，自率其它三路军进驻昆明。孙可望制造第一次内讧，妄图杀害李定国。他安排在昆明南校场大阅兵，又命部下制造事端，故意阻碍李定国按时到达校场，原想以违抗军令捕杀李定国，或至少夺去他的兵权。当孙可望获悉李军主力已于昨夜赶到昆明近郊，部下和众土司看穿他的阴谋极为反感，只好将“捕杀”改为责罚。李定国忍辱负重，自愿受罚，被责打四十军棍，从而平息了这场动乱阴谋。
大西军初入云南匪性不改。孙可望纵容部下抢掠屠杀，激起各族人民愤恨。李定国一心发展抗清复明大业，忧愤而无奈。他尊重人才，真诚待人，终于请到昆明才士金初麟辅佐，向他提示了许多打开抗清局面的措施：首先投其所好，以奉承讨好方式与孙可望和解，争取军队的控制权；其次是放弃过去反明的口号，争取得到南明王朝的承认，树起扶明抗清旗帜号令全中国；第三是整饬军纪，使大西军成为纪律严明的爱民大军；第四是依靠沐天波和地方官在云南各地广泛动员，征兵筹粮，为大西军补充新鲜血液并改善大西军的装备。李定国自请平定内乱。由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得到正直土司的大力帮助，沙定洲土匪集团很快土崩瓦解。虽然孙可望集团不断干扰破坏，李定国和沐天波却在两三年间开创了政治清明、军民团结、武备充足的全新局面。
清军进逼，由明藩王建立的弘光王朝、隆武王朝相继覆灭。顺治三年（1646），由各地逃来的明朝官吏和零星武装聚集于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新君，年号永历。朱由榔自幼养尊处优，生性怯懦，胸无主见，挑不起乱世复国重担。永历王朝节节败退，直到广西，仍避免不了内讧，暴发了残酷的“吴楚党争”，在内耗中更被削弱。孙可望决心先全面控制永历王朝，在适当时机再加以抛弃。永历四年（1650）孙可望在昆明五华山建王府，演出自称秦王的丑剧。孙可望一面派正直无私的杨畏知去向永历请封，一面又派出贯匪贺九仪、王自奇率军直奔南宁，制造了“邕江血案”，将南明重臣严起恒等残酷杀害，抛尸邕江。他还将沐天波、李定国好友，南明大学士杨畏知诱捕到贵阳，招降无效后予以杀害。
由于抗清形势严竣，面对孙可望的倒行逆施，李定国、沐天波仍不得不顾全大局，最终争取到三路军出击抗清的局面。三路军中，孙可望率中路军，在控制贵州后驻贵阳按兵不动，保存实力。李定国东征势如破竹，攻占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李军出师七个月，攻克十六府、三十二州县，进军三千里，打乱了湖广清军的部署。在清军慌乱中，李定国又突入湖南，沿湘江北上，攻下衡阳、株州、湘潭、长沙等重镇，并在运动战中设伏于衡州西南，消灭清军精锐主力一万五千人，阵斩清和硕敬谨亲王尼堪。
吴三桂在配合清军平定陕西后屯兵于汉中。白人智士张自仁受沐天波之托，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策反。张自仁化装潜入吴宅，先对三桂被逼引清军入关及受多尔衮欺骗表示深切的同情，继而晓以民族大义，指出清廷实施屠城、“剃发令”和圈地运动已激起中国人的全面反抗，吴军周围都是被迫降清的明兵明将，是举义反清的最好时机。当时吴三桂刚从北京回到军中，得到满清新皇的嘉奖和信任，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他又痛惜与他生死患难的关东将士，不愿让他们冒流血牺牲的风险。他拒绝了张自仁的策反，但对这位白人义士却十分敬重。
顺治八年（1651），吴三桂奉诏进击四川。吴军出师顺利，不长时间攻占四川各战略要地，但所部官兵三万留守各地后，只能有一万机动兵力与大西军北伐部队刘文秀部对阵。一场恶战在川滇黔要冲叙州（今宜宾）展开。刘文秀采纳了押粮官彝族将领陈佐才的建议，派两万人马奔袭重庆。吴军担忧后路已被截断，军心大乱。后来对阵中又寡不敌众，惨败北逃。由于吴军从前在追击李自成农民军和明军时曾是常胜军，因而骄傲的吴三桂几欲羞愤自杀。吴三桂集结败兵于川北保宁坚守待援。刘文秀在攻占成都后兹长骄气，不接受副将王复臣劝告，以缺粮孤军北进千里与吴军在保宁对阵。大西军单线立营数十里，为吴军创造了分割围歼的条件。饥饿和战略性的错误使大西军惨败，几乎面临被消灭的绝境，幸而押粮官彝人将军陈佐才和白子将军杨祖诒及时赶到，死战掩护主力突围，得以退到嘉定（今乐山市）。从此，大西军在四川无力恢复北伐反攻。
永历七年（1653），满清对西南战局恐慌，派兵部尚书洪承畴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统筹指挥对南明的围剿。清军构筑常德至长沙再至江西的弧形防线，阻止李定国在长江沿线发展或突入北方。洪承畴一针见血看准了南明的复杂关系，对心腹部下言：“亡永历者孙可望也！我宜守株待兔，候其崩溃。”
正当两路大西军在前线苦斗之际，孙可望在后方串演了一系列丑剧：他将五华山秦王宫改造为皇宫，要搞登位大典。暴雨干扰了登基梦，迷信天命鬼神的他只好灰溜溜地奔回贵阳。他用武力将永历王朝驱赶到黔南山沟小镇安隆。他在逼宫中屠杀十八大臣，迫使李定国撤回全部前线部队来救援九死一生的南明君臣。沐天波和李定国拥护永历帝进入昆明，孙可望调集部下从贵州出发夺取昆明，在兵败于曲靖之后众叛亲
栗 标：（云南史诗三部曲）二[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