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大众进而讨论在此事件中苟活的男人质到底是对是错，到底该不该受到法律制裁，一部分人认为他应该毅然赴死，而不应该以杀死或强奸同为人质的受害者而换取自己的生命。就日益衰亡的道德底线而论，大众舆论议论此事是件好事，虽然此案惨不忍听，但现实世界中的人难得认真面对人性之善恶，难得去认真拷问人性底线，夏某的行为有幸暂时成为有良知的人，拷问人性底线的一个话题，虽然现在这个话题已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但无论此案件全真细节如何，但过程大抵没太大出入，夏某毕竟是为了自己活命而按照绑匪命令执行了一些伤害女受害人的行为。如把这8匪对那男女人质的行为，对比商纣王之于文王、伯邑考之行为。这就又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一下了，比如反过来想想如果一个抢劫犯闯到你家里，且把你儿子大卸八块，且明白告诉你如果你能吃一块儿子的肉就放掉你，或换一下让你杀的吃的不是自己儿子是别人的孩子，你又如何选择？需不需做下思想斗争？能不能杀？能不能吃？你又敢不敢吃？还是毅然选择从容赴死随亲子于九泉，或者奋力搏击直至战死或被孽杀而后已等等？如何抉择是成为考量人道德底线的一件事。中国历代文人多认为周文王是为了实现伟大的西岐之梦而违心的选择了吃子，没有周文王就没有开国八百载的伟大周王朝，故而历代史籍对文王吃子多视而不见，一来二去大家脑子里就都忘了姬昌这最灰暗的这一页了，特别是在历代儒家思想中更是默许他这种做法，因文王演周易、蓄国力的文治武功而免了他的原罪，没有文王，国学之五经就缺失其一了！故而在儒家经典中，文王吃子被选择性的失忆掉了，同时孔子在修《诗经》时在《大雅》中用大量篇章的来歌颂文王。司马迁同志也是一样，《史记》同样没有记录伯邑考如何而死，只了了的写了一句话：“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难道姬昌在面对亲儿子做成的食物时，在进行“吃就活不吃就死”的思想斗争生死抉择时，就真的没有其它选项了吗？可能大家都熟知世界各国人民熟知一首千古绝唱，就是一百五十多年前西方匈牙利革命青年裴多菲的热情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如果姬昌是个革命者，那他就不会是个可以为了自由抛弃自己生命的人，而是以个人自由换良知的人性叛徒！其虽然为了自由虽然坐视或抛弃了自己亲儿子的生命，他所为的自由是他一个人的自由；这恰革命中的那些叛徒，被捕后为了个人的自由名利，向反动当局写下自白书而投入其怀抱。其实我中华民族也不乏这样的精神斗士和千古绝唱，如夏明翰同志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其实鄙人觉得把夏明翰同志的三首小诗连起读，更能反映其心路历程，《童谣金鱼就义诗》：“民家黑森森，官家一片灯。民家锅朝天，官家吃汤丸。鱼且能自由，人却为囚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19001928)，字桂根，湖南省衡阳县人，出生在湖北秭归，12岁随全家回乡。1917年，出身豪绅家庭的夏明翰违背祖父心愿报考新式学校。1919年在衡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冬，经伟人、何叔衡介绍，夏明翰加入党。1924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负责农委工作。1925年兼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长沙地委书记。极力主张武装农民。1927年春，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6月，调回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八七会议后，在湖南积极参加组织秋收起义。10月，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1928年初，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同年2月，在汉口被敌人逮捕。1928年3月20日(农历2月29日)，夏明翰在武汉汉口余记里被杀，时年28岁。谢觉哉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中说“夏明翰烈士深深留在我脑子里的是他的忠实、勇敢、诚实、坚决——最崇高的布尔什维克品质。”并在《夏明翰传》书中评价：“明翰同志品质的优美，永远是党员的模范，也永远是人民的模范。”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为始端的对共产党人大肆屠戮中，包括夏明翰同志在内的如李、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在国民党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彷徨者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示，为了立功指认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取自己的自由。正如金一南同志所讲，中国革命胜利后，党的领袖们都是无数牺牲中幸存者。他们的意志是由严酷的环境造就的。这种严酷的环境是无与伦比的，苏俄也不能与我们相比。中国近代以来，
谋国自残之父食子—国盗之九姬昌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