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最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是一部世界文学，或者说它是一部可以走向世界的中国战争小说。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这部作品达到或者实现了“文学即人学”的艺术境界。如同任何世界文学名著一样，我们阅读或者欣赏它的理由就是文学本身带给我们的心灵感动和血脉震撼，以及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积极思考。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太阳最红》之所以令我们感动和震撼，关键就是他在创作中回到了人的立场、回到了正义的立场，追求的是真、善和美，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太阳最红》是第一部以大别山地区黄麻起义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再现了红四方军早期十年组建过程中，艰苦卓绝血雨腥风的革命奋斗史。那是一场革命的土地上爆发的土地的革命。黄冈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也是苦难的土地愤怒的土地。这片热土，哺育了共和国200多位将军。作家何存中深入老区挂职一年深入采访，用四年时间创作了这部他试图作为自己“枕头之作”的长篇，是以外甥王幼勇七兄妹和母亲傅大脚与亲舅舅傅立松一家的阶级和革命斗争为主线，再现了爱恨情仇、可歌可泣、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战争往事。小说中的傅兴垸是一个典型的地主阶级堡垒，是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缩影。于是，作为傅氏族长和麻城县参议、夫子河乡绅联合会会长的傅立松与外甥王幼勇兄妹为代表的革命者，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以傅兴垸为中心开始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历史像一个沙漏。如果用历史和文学的眼光来考察，更贴切地说，《太阳最红》是一部思考中国革命过程中政治与经济、伦理与道德、破坏与重建的长篇战争小说。
政治与经济是一个大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如同车之两轮。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寻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前，一直在依赖中幼稚地生存与发展，处于革命的低级阶段。经过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和经验的积累，中国革命终于走出低谷，向高级阶段迈进。而这个过程，自然充满着残酷的流血和牺牲，写下了人间的大悲剧。《太阳最红》给中国战争小说贡献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它第一次挖掘并完整精彩地呈现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第一部把经济问题作为战争主要问题来考察和进行艺术思考的作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队伍同样民以食为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的后勤保障如何展开，这是关系革命斗争成败的关键。小说中，王幼勇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攻打红安县城后，三万衣衫褴褛的苦难兄弟因为没有粮食准备，饿着肚子喝干举水河河水的场面撼人心魄。在那血雨腥风贫穷落后的年代，衣食住行尤其是吃饭的问题或许比革命本身更加迫切。因为革命队伍的主体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没有土地的穷人，他们之所以参加革命就是要解决有饭吃、有衣穿的温饱问题，这是土地的命运也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命运。作品主角王幼勇作为一个时代的新青年和知识分子，在革命的洗礼中成功完成了党赋予他着手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任，建设银行、发行货币。而为了经济建设，作为苏区苏维埃银行行长的王幼勇与舅舅傅立松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地较量，比枪林弹雨中战场上的生死较量更加惊心动魄。作家何存中在这方面的情节设置和细节描写，凸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因此《太阳最红》在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方面的新开拓，无疑是中国战争文学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收获。
伦理与道德是人类的永恒话题，也是文学始终绕不开的情结。《太阳最红》典型地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集中在一个家族的内部矛盾中。具体的说就是姐姐和弟弟（傅大脚和傅立松）、外甥和舅舅（王幼勇兄妹和傅立松）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是扎根在血浓于水的血缘亲情和养育之恩之间，可谓有血有肉，大爱大恨，有情有义、大喜大悲。而这个家族的矛盾，如果我们把它还原到历史的现场，就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矛盾，而是在革命的洪流之中突出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有人会问，王幼勇兄弟姐妹凭借舅舅傅立松的关爱而得以读书、得以享受本来属于有产阶级的生活，他们为什么革命？他们为什么要革有养育之恩的舅舅的命？他们革命的理由或者合理性在什么地方？革命者难道不讲亲情不讲伦理吗？这实在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其实，作品中当王幼勇在接受苏维埃银行行长任命的时候，曾就这个问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有过精彩的对话。而傅立松作为董必武的同学，当年也曾是国民革命的新青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才走上反动的道路。革命的洪流不可抗拒。王幼勇作为董必武的学生，他在革命遭受重创的时刻，接受使命回乡发动群众组织暴动，直至与傅立松展开了拉锯式的思想、情感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义无反顾的被舅舅亲自活埋惨烈牺牲。这令人想起革命先烈夏明翰英勇就义的“砍头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回顾历史，其实中国革命的成功绝非靠《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这样的英雄，而更多的是靠一大批有文化、有才气的革命者在血与火中煅铸了成败，并成功领导组织了人
何存中： （太阳最红）[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