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而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何存中先生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正面强化，以更清楚地说明革命的合理性或者合法性。于是在作品的第六十三节傅立松活埋王幼勇之时的对话中加入了这样的一段——“王幼勇说，你不用在我面前忏悔。你对不起的只是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傅立松说，我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现在只有你让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王幼勇说，你伪善，假革命。中山先生说，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你对不起的是天下百姓。”毫无疑问，“平均地权”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和土地革命的核心！傅立松因为没有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就当然的成为革命的对象和敌人。何存中在创作谈中说:“在采访过程中，我了解更多的是两类人物：一是当年回乡点火的革命者，他们都是那时的热血青年，他们都在早期的革命中牺牲了，他们都是富家子弟；二是当年的乡绅，他们都是乡村中维护者，与革命者有着千丝万缕亲情关系。前者与后者在革命中构成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矛盾，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谁是谁非，随着时代的进步，都需要人，都需要时间，从大历史和大文化的角度去探索去思考。”他的创作理念和判断是中肯的，也是唯物和辩证的，是一种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创作态度。由此，伦理和道德在信仰和理想的光芒照耀下，如同阴和阳，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穿越时空撞击着人性的大地，从而为小说的尾声“春回万物生”埋下了革命胜利后家族和解的种子。因为伟大的文学不是狭隘地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也不仅仅是为本民族和本阶级服务的，却永远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发展服务的。
不破不立。改变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没有流血牺牲是难以想像的。革命的艰巨复杂和战争的悲壮惨烈，不是英雄的传奇。《太阳最红》既改变了《林海雪原》《红日》《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红色经典长篇战争小说的叙事模式，也改变了《亮剑》《历史的天空》等新世纪战争文学的宏大叙事和英雄传奇的打造，而是把眼光投入民间，忠于历史、忠于生活、忠于信仰和理想，挖掘革命历史沙漏中的金子——为革命牺牲的人民和人民的牺牲。何存中说：“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革命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红色政权建立之后，内部经济、组织纪律以及伦理道德的重建。打破容易，重建难。红色政权一系列的重建，关系到红色政权的执政能力和历史过程中的生命力。这也需要我从大历史、大文化和中华传统伦理的角度来思索。所以五年来多少个夜晚我夜不能入睡，用我的心智思索；多少个黎明我仰望苍穹，寻找历史长河中的人性之真。我没有选择正面战场，而是将这些作为背景，写这些重建过程中的种种艰难。这些都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活生生的，我哭我歌。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不容我贬低乡绅；作为一种历史精神，更不容我贬低烈士。我用热血歌唱，我用良知哭泣。为了流逝的岁月，也为了将来的日子。”因此，《太阳最红》创作的贡献，还在于它没有模式化的表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没有复制历史，更没有复制文学，而是百分百地原创。在我看来，原创就是不可复制。创作中，何存中没有简单化地回避牺牲和痛苦的悲剧，没有戏剧化地歌颂战争的胜利和成功，而是用积极的向前看的眼光，尊重那一个时代那一片土地和那一段历史以及历史洪流中的人和事，让众多鲜活的人物交织在一起，在血与火、生与死、道与义等多重生命价值中构成厚重苍茫的人生主题，让人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生命的意义进行积极的思考，举重若轻地写出了革命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太阳最红》是一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可以阅读的战争小说”。
《太阳最红》原名《背太阳》，“背”即背负之意。编辑中，建议改为现名。有评论家指出书名与“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红色歌曲有歧义，因为小说本身与毛泽东本人毫无关系。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太阳最红》以太阳为象征，统领全篇，表现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太阳最红”是对革命者追求光明和新生的哲学意义的思考，而不是一个时代符号的简单嫁接，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太阳最红，理想最真”。如果生硬地把《太阳最红》这个书名与某个特殊年代流行的同名歌曲简单类比，那文学评论就失去了深刻和宽容，落入了局限和主观。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太阳最红》这部战争小说，深深地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以鄂东民间风俗画的形式展开，具有很强的美学意蕴和文学品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也独具匠心，王幼勇、傅大脚、傻大爷等角色逼真形象，尤其是傅立松这个反面角色的刻画更是丰满生动，入木三分。作家何存中以其对儒家、道家、释家的砥砺研究，在作品的人物对话设计和细节描摹中，尤其是傅立松和王幼勇这两个角色之间的思想交锋和人性较量中，以土地般深情地叙说，表现出了深厚的儒家智慧和道家机巧，从而使得作品浸透着难得的传统文化的真功夫，读来令人悲痛又兴奋、感动又享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和文学、文化业已成为消费时尚的时代，《太阳最红》的艺术水准和阅读冲击力，让我们找到了纯文学的魅力和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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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存中： （太阳最红）[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