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吴明把阿银调过来协助他，丁一宁的确轻松了不少。
阿银的理论知识还是学得很不错，只是缺乏中医思维，没办法活用，这也是各大中医院毕业生的共同问题。
学得很多，但是却不懂得如何使用；相较之下很多门诊医生，甚至医书就只读过一两本，却能望闻问切、药到病除。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阿银也能处理很多病症了——说起来也是病人不复杂，既没有癌症晚期的，也没有疑难杂症。
丁一宁有时候去看瘫痪病人之后，干脆就不回诊室了，他喜欢坐在马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思考这个世界应该何去何从。
如今人类社会面临各种巨大而严峻的危机，包括不限于气候环境、技术进步和技术滥用对人类的影响、生育方式和人口的变迁，无论是一些社会的人口急剧减少还是另一些社会的人口急剧增长、全球化和社会的急剧分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激进宗教思潮与恐怖主义、社会抗议与无政府。
但整个人类社会都没有对诸如此类的危机做好准备，更为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对这些已经发生或者眼前的危机有过严肃的思考。
新的思想好像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了，这个时代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知识贫瘠的时代，人们很难找到希望看到的思想。
而这个时代本来是一个最需要思想的时代。
首先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制度化。
思想和意识形态互为关联，也有互相促进的作用。
思想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没有思想，就不会有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一旦一种意识形态形成了，就会演变成思想的“范式”，推动各方面的思考。
在美苏冷战时期，两个阵营之间有意识形态之争，但也很有思想。尤其在西方，一大批自由主义思想家就是思考和反思苏联体制的产物。
不过，60年代之后为什么同样具有意识形态但没有出现思想呢？这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体制化有关，人们一方面倾向于把所有的事物都纳入意识形态之争，另一方面把意识形态视为判断事物的标准，并且坚守自身的意识形态而指责对方。
意识形态一旦和西方学术界盛行的“两分法”和“理想类型”相结合，便可有效阻碍人们的思维。
无论是“两分法”还是“理想类型”，作为方法论都有助于人们通过比较而深入思考。
但如果“两分法”或者“理想类型”仅仅是分类事物的工具，就会阻碍思考和思想。
很显然，数十年来，思想界所做的大多是分类，例如把自己置于a类，把他者置于b类，以a来判断或者衡量b；反之亦然。
其次，制度化表现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要么是高度依附，要不就是反权力。
今天，就思想和权力来说，只表现出这两种形式。
物质世界的两极化（例如富人与穷人、有财产者和无产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导致了思想的两极化、行动的两极化，即建制与反建制。
双方只有立场，没有价值观，尽管双方都会用立场来掩盖价值观的缺失。
往往，建制派高扬的是稳定与秩序，反建制则高扬民主与自由。
不过，双方真的在追求各自所高扬的价值吗？从实际效果来说，不仅没有，更有可能是走向了反面。
就是说，追求稳定与秩序最终导向了混乱与无政府，而追求民主与自由最终导向了变相的专制主义和不自
第246章 缺乏思想家的时代[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