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说：34;元朝的行省，就像给大帝国安上了轮子，既能跑起来，又不会散架。34;
元朝最让人佩服的，除了行省制，就是驿站制度——蒙古人叫34;站赤34;（蒙古语，意为驿站）。
忽必烈刚上台，就下了道圣旨：34;自大都起，每隔五十里设一个站赤，给驿站配好马、好车、好酒菜，谁要是敢耽误公文传递，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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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站赤有多厉害？咱们举个例子：从大都到云南，全程五千多里，驿站的快马（叫34;急递铺马34;）只要十天就能跑到，平均每天跑五百多里。要是送紧急军情，白天插红旗，晚上挂灯笼，驿站的人看到了就赶紧换马，连吃饭都在马背上啃干粮。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写：34;我从大都到杭州，走了二十天，每天都能在驿站吃到热饭，住上干净的房间。有一次我的马病了，驿站的人马上给我换了一匹，比我自己的马还壮。34;
站赤不光是传递公文，还管接待官员、运送粮草。每个驿站都有34;提领34;（负责人），下面有马夫、厨子、兽医，大的驿站还有仓库、铁匠铺，简直就是个小社会。据统计，元朝全国有一千三百多个站赤，光马就养了三万多匹，牛、驴、骆驼加起来也有两万多头。
但这制度也有坏处。有些蒙古贵族把驿站当自家后院，随便用驿站的马送私人东西，甚至让驿站的人给自己抬轿子。有个叫也先帖木儿的王爷，一次就从驿站调了五十匹马，给他的小妾送荔枝（学唐玄宗讨好杨贵妃）。驿站的人敢怒不敢言，只能往下搜刮老百姓，最后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忽必烈推行汉法，但他毕竟是蒙古大汗，不能完全得罪蒙古贵族。于是，他玩起了34;平衡术34;：表面上学汉人，暗地里保留蒙古特色。
比如科举制度，汉人盼了几十年，忽必烈直到晚年（1291年）才下诏准备开科取士，结果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真正开科是元仁宗时期）。他宁愿重用色目人（如阿合马、桑哥）管财政，也不让汉人掌握实权——因为色目人大多是商人出身，只会算账，不会造反，不像汉人动不动就讲34;忠君爱国34;那套。
再比如户籍制度，元朝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汉人（北方汉人、契丹、女真等）、南人（南宋遗民）。四等人的权利天差地别：蒙古人杀了汉人，最多赔头驴；汉人杀了蒙古人，全家都得偿命。这种34;民族隔离34;政策，虽然暂时稳住了蒙古贵族，却为后来的红巾军起义埋下了伏笔。
最有意思的是34;纸币34;。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发行34;中统元宝交钞34;，规定用这纸币可以交税、买东西，和银子等值。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想法，因为欧洲人还在用金币银币。可到了晚年，朝廷花钱太狠，不停地印纸币，结果纸币越来越不值钱，老百姓宁愿用粮食换东西，也不用交钞。因为早上能买一头牛的纸币，晚上只能买一只鸡。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去世，享年八十岁。他一辈子都在和两种力量较劲：一种是蒙古贵族的守旧势力，一种是汉儒的34;全盘汉化34;主张。他想在中间走出一条路，结果却像个走钢丝的人，累得够呛。
他的改革，成功了一半，也失败了一半。成功的是，他建立的行省制、驿站制、中央官制，让元朝这个多民族帝国能正常运转；失败的是，他没能解决民族矛盾、财政危机，尤其是晚年重用奸臣桑哥（色目人，因贪污被处死），搞得朝堂乌烟瘴气，老百姓怨声载道。
有个叫程钜夫的汉人官员，在忽必烈去世后写了篇文章，说：34;陛下一生，学汉法而不泥汉法，用旧俗而不固旧俗，虽有小过，终为一代贤君。34;这话也算中肯。
忽必烈的改革，就像给蒙古帝国换了个34;发动机34;——把草原游牧的34;马力34;，换成了农耕文明的34;内燃机34;。虽然这台发动机时不时出故障，但毕竟让元朝跑了近百年。要是没有这些制度，恐怕蒙古人早就被汉人赶回漠北放羊了。
很多年后，朱元璋推翻元朝，看着忽必烈留下的那些制度，嘴上骂着34;胡虏34;，手里却照单全收——行省改成了34;承宣布政使司34;，换了个名字而已；驿站制度原封不动地保留；甚至连纸币，明朝也接着用（虽然也没用好）。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有趣之处：你可以骂你的前任，但该学的本事，一点都不能少。忽必烈要是泉下有知，估计会笑着说：34;你看，朕的制度，还是管用的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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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元世祖改制立制[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