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古城中众多文化世家的衰落消亡，固然是一种文化的损毁、一个时代的悲剧；而金陵古城自身面临着灰飞烟灭的命运，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损毁、一个时代的悲剧？前者摧残人性，后者暴殄天物，二者阻碍文化绵延的后果其实并无不同。
在描述颓败的过程中，作者并未彻底放弃情节，或者说戏剧性。无论是开端的正剧还是结尾的闹剧，对官场、商场的权力交错、尔虞我诈都精细的涉猎和经营。平心而论，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房地产商贾为民与书记贾为国的官商通吃，文物收藏家与国民党高官文革之中的悲惨命运，《青田秘书》的出土与预测学热，新闻出版的窘境，盗版书的猖獗，市场大潮中的投机与创业，这些部分可算面面俱到。但小说最特别的地方并不在此。
优雅的恋物是这部小说的又一个特异之处。如果说。王安忆笔下人物的出出进进，燃起了旧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崇拜，贾平凹对90年代文人心态的复写召唤了明清小说的不死魂灵，那么，薛冰带给读者的，或许正是对文物珍玩的文人式依恋。
翻开作者履历我们知道，专业收藏家的薛冰，在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均有建树。《赏心乐事乔家苑》一节，位于全书的中部，恰恰集中展现了作者在文物与城市文化方面的深厚功力。从内容的层面，全书或许也以这一节最为丰沛扎实。古玩行的买卖行规，亭台楼阁的建设，风水堪舆的吉凶，青铜器的鉴定，古人字画的取舍，翡翠珠玉的拿捏，甚至杀价、还价与“代主售货”的阴谋伎俩，均让人大开眼界。前后各节，温雅成的古钱，乔世钟的梅瓶，乔传机的“圣库木印”、“老坑端砚”，乃至明纸、明墨、明字写就的《青田秘书》，包括文物收藏、保存与拍卖的繁复流程，亦活灵活现。资料并不仅仅是堆砌，一旦化入小说的血肉，沾染了虚构的光晕，就开始具有自我生命。这些逐渐屹立纸面的符号，呼唤着一双品咂的眼睛，这双眼就是优雅的恋物之眼。
从结构上看，这部小说并不具有现代小说所精心设计的有机感，当然，更不同于目前网络小说的直线情节模式。它不在意人物、环境的“典型性”，也不追求放浪形骸、却不免重复的高强度情节刺激。它更像一次随心所欲的步行，穿梭在一处又一处迥然不同的风景之间。每个章节无论时代背景，或者人物，甚至叙事视角都相对独立，这种更接近笔记体的框架，为珍玩古物的登场提供了足够的舞台空间。当这些充满魅惑的符号出现在字里行间时，它配合闲散的叙事节奏，刻意放缓了戏剧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不经意的形式，使小说中对物的迷恋更容易为普通读者所注意。
颓败与恋物并非截然二分，两者的纠缠形成了本书作为文化小说的特质。颓败，并非的一泻千里，更非气壮山河的轰然倾塌。它不能是人人除之而后快的陈年污垢，相反，必须是值得珍视之物的缓慢优美的沉没。脆弱却发出诱人光泽的文物，是这一颓败的场景中最让人割舍不下的部分。在薛冰优雅的恋物之眼观照下，颓败才得以具有那种早被忘怀的文人雅士的流风余韵。无论颓败也好，恋物也罢，这样的审美趣味都代表了一种更为现代（绝非传统）的潮流。无论有意或者无意，小说对历史的重新审美发现，都参与到使读者此岸世俗生活更为精致化的工程当中。这样的文化小说，无心沉重叩击当下，也不在于追问历史，它所完成的只是对逝去的美好之物的一次打捞与想象。斯城破，斯城艳，斯人独徘徊——这大概是韩云霈（或薛冰）留给读者的最深印象。
作者构思长篇小说《城》始于1997年，部分章节（第七章《纸屏风》）曾在《雨花》发表，并为《作品与争鸣》选载。此后搁笔十年，一方面是文化素养的涵育提升，一方面是人物性格的酝酿揣摸，一方面是故事情节的烂熟于心，终于水到渠成，奉献出这样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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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冰 ：（城）[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