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有了津贴，生活的压力小了，高秉涵半工半读顺利地完成了初中、高中学业，并于1957年考入台军“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高秉涵得到过无数人的帮助，终于由一个懵懂少年长大成人。
军校毕业后，高秉涵被分配到台军金门军事法庭任军事法官。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一个厦门籍老兵夜晚乘坐汽车轮胎偷渡海峡回大陆的“叛国案”。上边已经定了调子，要判死刑。一周后，这个兵被判处死刑。老兵是1949年去药店给母亲买药途中被抓壮丁来台湾的，临刑前，老兵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当年为母亲买的那包药，求高秉涵将药装进瓶子中投入大海，也许能漂到厦门岸边，被好心人拣到送给他的母亲。这件事对高秉涵的触动很大。
回家无望，高秉涵又在台湾娶妻生子。原本以为有了个人的小家就可以减缓思乡之苦，事情却不是这样，思乡成了高秉涵的一种病。1973年，高秉涵离开军界，在台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律师。
一次，一个持有阿根廷护照的同乡回大陆后绕到台湾与同乡见面。分发完一些家乡特产后，就开始分发家乡的泥土，每人一小勺。高秉涵由于亲自分发被奖励两小勺。他把一勺锁进保险柜，一勺冲水喝了下去。
1979年，离家31年后，高秉涵写的第一封家书，历时三个多月，以“信中信”的形式，由台湾至欧洲、经美国寄到老家山东菏泽高庄，又由高庄寄到北京，并经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之手寄到广州，于母亲葬礼的当天由广州的大姐夫以电报的形式告知了辽源的亲人，亲人们这才知道他还活着。后来高秉涵才知道，原来两个姐姐和姨妈早在1937年就去了延安，并成长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1981年7月，辗转到香港，高秉涵才得以与大姐在分别整整44年后再次相见。此时，高秉涵已是一个有了三个儿女的中年汉子、是台湾颇有名气的律师，大姐已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而大陆与台湾的亲人仍不能往来。
老兵们一天天老去，故乡的亲人一个个相继离开人世。台湾老兵终于无法再忍耐下去。1987年，老兵们上街请愿，终于得到蒋经国的答复，可以回乡探亲。
1988年4月，离家整整40年后，高秉涵带着夫人和儿女一家人，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他日思夜想了40年的老家——菏泽高庄。此时，大陆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而菏泽的发展却相对滞后，高秉涵便力所能及地为家乡的发展做些事情。他先后捐资为家乡修过路，为村小学捐赠过桌椅等教学设备，为家乡中学学生设置了奖学金，并利用自己在台湾的人脉为菏泽招商引资。
第一次回家之后，高秉涵就开始了频繁的返乡历程。他每年至少回乡两次，即为家乡父老做善事、好事，也为菏泽籍台湾老兵做善事、好事，为老兵们实现落叶归根的愿望而不停地往返于台海两岸。
当上了旅台菏泽同乡会会长后，高秉涵为台湾老兵们服务的时候更多了，他不仅每年要组织两次老兵回乡游，还要在老兵们身后，把有魂归故里愿望的老兵的骨灰送回大陆。20余年里，高秉涵先后抱回来了54个老兵的骨灰盒，每一个骨灰罐，都装着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都有一段绵延半个多世纪的刻骨铭心的思乡情。
2008年，高秉涵为母亲和父亲举行了合葬，家乡的亲人们都来了。在父母墓前，高秉涵把那根他收藏了几十年的绳子烧掉了。
高秉涵的命运曲折、乡愁夙愿，既形象地折射出海峡两岸风雨60年的沧桑历史，也强烈地表达了期望国家统一、人民和睦的民意民心。
lvse（
张慧敏：（回 家）[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