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七月，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从安史乱军占领的长安城中逃出，他“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被肃宗授为左拾遗。但他做了不到一年的左拾遗，便被认为是房琯旧党，被排挤出朝廷。在他回乡探亲后由东都到华州的路上，亲眼看到安史之乱后城乡破败的景象和官府在农村抓丁的惨状，并写出了一组著名的“三吏”、“三别”的诗歌，真切地反映了民间的疾苦和他忧心社稷的心情。时逢关中大旱，民不聊生，再加上他对唐肃宗的彻底失望，杜甫毅然掼掉乌纱，弃官西走，由秦陇入蜀，成了一个逃荒的难民，依靠亲友的帮助，贫困度日，从此接近了下层的黎民百姓，完成了他从一个政府小官吏向一个去职官员和难民身份的转变。他也从一个“奉儒守官”的世家子弟，转变成一个用诗歌来揭示民生疾苦、关注社会现实和反映人民愿望的诗人。此后，他历经艰辛，四处飘泊，以平民的身份深入民间，与普通百姓交往，身无分文却心怀苍生忧乐，处于江湖却时念庙堂安危，穷而不坠报国之志，老而益坚忧民之心。其忧国忧民之志，可表日月。
在对杜甫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小说也做了可贵探索，写出了杜甫性格的多面性和人格的博大。在唐代诗人中，和李白个性张扬、无所忌惮的外向性格相比，杜甫属于那种儒雅平和、为人宽厚的谦谦君子的内敛性格，这是给人的一种总体印象。其实杜甫的性格也是非常丰富多重的。他为人谦虚，处世低调，但有时却极为自负，比如他的“自谓颇挺出”，“窃比契与稷”；他平时温柔敦厚，性格平和，但有时也很激愤：“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他为人随和谦让，但关键时刻却刚直不阿，敢作敢为，如他任左拾遗时，在皇帝面前直言犯上，为房琯辩解，置性命于不顾；他忠君为国，但不是愚忠，敢于指斥玄宗的开边政策和讽刺肃宗的刚愎自用；他仁民爱物，极富于同情心，但也敢爱敢恨，对于官府衙门的横征暴敛和安史叛军、地方军阀残暴行为，进行勇敢的揭露和批判；他功名心很强，但必要时也能果敢地抛弃功名利禄，弃官为民，视富贵如浮云；他忧国忧民，但在“三吏”和“三别”等诗中，他在忧国与忧民的选择中也充满着矛盾，在个人与国家、个体与民族命运的小我与大我之间，他最终选择的是大我。总之，该（
程韬光：（诗圣杜甫）[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