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四川盐商之子沈福天和上海实业家甄超然之子甄垠年同为江河大学高才生，两人性格迥异，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前，沈福天被选派赴美公费留学，在水利电力工程方面继续深造，而甄垠年却陷入到与同济大学的文艺部长倪爽的情感纠葛之中。
倪爽出身革命家庭，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上海秘密组织的成员，对于英俊浪漫的甄垠年猛烈的爱情攻势，她无法做到无动于衷。组织上指示她与甄垠年多接触，希望能通过他团结知名实业家和教育家甄超然。情窦初开的倪爽一方面渐渐被甄垠年的深情所打动，另一方面却发现甄垠年是一个对革命和政治比较淡漠、游离于时代风云之外的个人主义者，认识到两人在思想上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毅然决定与他分手，于是不辞而别，奔赴抗战前线。
失恋的甄垠年在父亲安排下，与沈福天一同前往美国留学。学成回国，甄垠年到武汉大学任教，而沈福天则进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水电总处工作，并与甄垠年同父异母的妹妹甄可欣相识相恋结为夫妻。
1946年，国共之间摩擦不断，三十多位民主人士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延安与中共说和，甄超然也在其中。甄垠年陪同父亲到延安，却戏剧性和倪爽重逢。此时的倪爽已是一位八路军副旅长的遗孀，这次重逢，使两人心中又泛起涟漪。
和谈并未成功，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国民党溃逃之前，接连炸毁了重庆附近的几座水电站，沈福天抢救下国民党欲销毁的珍贵水利工程资料，选择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甄超然和甄垠年也在倪爽的动员和护送下，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沈福天进入水利部工作，而甄垠年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倪爽此时已成为水利部的干部，单身多年的她，重新开始接受甄垠年的追求。沈福天与甄可欣已育有一儿一女，对于甄垠年和倪爽若即若离的交往，甄可欣非常着急，主动与倪爽接触，希望促进她和甄垠年的关系。眼看甄垠年和倪爽多年的恋情将要开花结果，可随着三门峡水利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展开，又横生变故。
1955年年底，水利部在香山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专家论证会。在会上，耿直的甄垠年措辞激烈地提出反对意见，而同样对“三门峡工程”持质疑态度的沈福天却因政治敏感，对此保持沉默，使甄垠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甄垠年因此对沈福天产生不满。随着三门峡工程上马，三峡工程也紧跟着提上议程。甄垠年和沈福天同为三峡考察团的成员，可在讨论会上，甄垠年再次成为“反对派”，与“主上派”代表沈福天展开激烈的争执。
党内的整风运动开始了，甄垠年接受报社朋友云少游的邀请，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报纸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纪要，甄垠年因此成了大字报辩论的焦点，一向激进的云少游更是自会后不知所踪。甄垠年成为清华大学划定的首批右派之一，开始没完没了的批斗。而同样醉心于工程技术、对政治并不热衷的沈福天也开始没完没了地写思想检查。
清华大学反右办的工作人员向沈福天调查甄垠年的情况，为求自保，沈福天如实反映了甄垠年的一些激进言论，致使甄垠年被下放劳教。而沈福天这一落井下石的行为，也造成了他和甄可欣之间多年夫妻关系的裂痕。
甄垠年被下放到位于西陵峡和巫峡交汇处，一个只有三百多人口的小镇榔树坪水文站。在这民风淳朴的闭塞小镇，政治运动并不激烈，山民们对北京来的大知识分子格外恭敬，甄垠年在此收获了一段新的感情——纯真美丽的16岁乡村女教师朱合欢爱上了他。
几年过去，踏实“改造”的甄垠年迎来曙光——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要为一批改造好的右派摘帽，水文站将甄垠年的情况反映上去，并叮嘱他在此期间千万别出差错。一位不速之客给甄垠年带了厄运——被划为“反革命”在异地改造的云少游逃来投奔他，云少游被押走，甄垠年也因为“窝藏反革命”的罪行，失去了“摘帽”机会。
再说沈福天，自甄垠年被下放后，他在工作上积极努力，在政治上追求进步，一直循规蹈矩，小心翼翼，惟恐行差踏错，步上甄垠年后尘。家庭出身是他的一块心病——出身盐商家庭，大哥沈福川又曾给国民党当过兵。自运动开始，在家乡，沈福天的母亲和大哥一直是被批斗对象。这些年过去，沈福天忙于工作，也因种种顾虑，与家庭很少联系，只在母亲亡故后回过一次家乡，目睹哥哥的困境，欲搭救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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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江河湖）[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