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故，皆早已离去”，而且也没指出决堤是谁所为，但决堤的事实已经暴露出来———当时，中国军队正在紧张地挖掘大堤，赵口决堤过程中连挖三道口子均告失败，流出的水很少，而花园口决堤已至紧要关头。
6月9日，该报接着报道：“（上海8日电）开封失守，郑州危在旦夕，华军现正忙於准备保卫汉口。据闻华军最高当局，拟在郾城及信阳附近，与日军决战。该区据闻筑有强固防御工事。在该战争中，中国将初次调用在过去十个月中在后方加紧训练之新军。同时华军亦将使用至今只用过几次之新式武器。以现时情形观察，除非华军决心破坏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攻取郑州后，必能迅猛向前推进。因豫省地带为全中国最有利於日军施展机械化部队的，在数十里内途中，并无山谷河流，阻止坦克车、铁甲车及其它摩托化战争利器之进展。（路透社）”这种语气透露出来的似乎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假设，更像是已经知道了决堤的某些信息。事实是这天上午九时，花园口决堤已经放出了水。
6月10日，该报继续报道：“（汉口9日电）……（二）据非官方报告称，开封至洛阳一带之黄河堤，其贴近铁路者，将由华军决堤淹没，使河南平原，尽成泽国。”至此，似乎已经不需要进一步开门见山和指名道姓。面对连续三天的追踪报道和持续推测，稍微关注时事的读者，即已能够从中窥知黄河决堤的基本情形。
6月16日，渖阳的《盛京时报》以《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为题，直言黄河决堤不是日军而恰恰就是中国军队所为。
6月17日，巴黎哈瓦斯社报道了法国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报》对黄河决堤的评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入荷兰国时，荷国曾以决堤为自卫之计，其国人虽患水灾於一时，其领土幸赖以保全。1812年冬季，拿破仑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付之一炬，卒致拿破仑一世所统大军，为之败绩。似此，某一民族受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辄利用水患与冬季凛烈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本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之表现也。”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和接下来的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花园口决堤的事实一直坚持最初的日机轰炸说，从未作过任何更改。即使面对民间媒体的不同报道和社会上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各样的说辞，甚至中国军队主动决堤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澄清以正视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逐渐远离，日机轰炸说逐渐松动。1962年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出版的《抗日战史》第12册，将花园口事件作为战略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加以评价：“6月7日夜（所记时间是错误的———引者註），先后於赵口、花园口河堤，放水成功，至11日，适大雨滂沱，益助其势，水流急湍，如万马奔腾，陇海路附近尽成泽国。12日，向南注入贾鲁河，致中牟、尉氏、扶沟及其以南，均成泛滥……於是，我军凭汛区障碍，北连黄河天然地障，与敌对峙达六年之久。而通往武汉之最佳接近路線———平汉路，在随后之武汉会战中，未为敌所用，反而须绕崎岖难行、道路稀少之大别山区……换得最珍贵之五个月时间……对稳定战局，挽救国家危亡，确具有至高之贡献。”但是，该书并没有指明决堤是否为中国所为。
最早改变日机轰炸既定说法的，是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晚年，董显光寓居美国，闭门著作。他在1967年出版的《蒋总统传》中写道：“日军进攻郑州……中国方面对於日军之前进，早有惊人之准备，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千日军为水所截，遭淹死。”书中还评论道：“纵然不能拯救汉口的命运，但已延缓其被占领之时日达三个月以上。”
1973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公开记述决堤是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西进而实施的断然措施，并称：“黄河洪水泛滥，豫皖苏的若干地区不免遭受水灾，这种牺牲争取到了将近半年的保卫武汉的时间。”以后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亦如是记载：“6月上旬，日军主力攻陷开封，8日进犯中牟、尉氏。此时，中国军队准备了一个秘密策略，就是掘开黄河堤防，以人工洪水阻遏日军进攻。”
年主持决堤的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是花园口事件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在决堤的次年即1939年3月，写有个人日记，详细记载了决堤的过程。该日记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时任新八师司令部参谋的熊先煜的《花园口掘堤日记》齐名，是现存有关花园口事件的两大真实历史记录之一，而且还因其距事发时间最短而被广泛引为信史。但是，魏汝霖到台湾后一直缄口不言。随着《蒋总统传》等有关抗日战争历史论著的面世，他才於1972年在《中原文献》第3期发表《抗战期间黄河决堤纪实》，开始讲述当年的事情。
花园口事件真相披露经过[2/2页]